文心映兵团丨热血写春秋

编者按

什么是兵团文学？是《西长城》里“仗剑扶犁”的恢宏壮阔，还是《戈壁母亲》中个体命运的百转千回？是《边魂》中对“孤独美学”的深沉叩问，还是新一代作家笔下乡村振兴、兵地融合的鲜活图景？

数十载风雨兼程，一代代兵团作家以笔为犁，在军垦沃土上笔耕不辍，耕耘出独特的文学风景。从“为土地立传”的忠实记录到“为时代放歌、为生活赋诗”的审美表达，兵团文学完成了从纪实书写向精神铸魂的跨越。王伶从19年记者生涯中走来，始终坚守“替群众发声”；作为兵团二代的刘永涛，在《边魂》中以老一代护边员为原型，探寻坚守背后的精神内核，书写孤独之下滚烫的信仰与初心。

“写兵团就是写我的父亲母亲”——王伶的这句话，藏着最朴素的创作初心。“捕捉宏大叙事下最细微、最动人的生命体验”——刘永涛的这份执着，指向文学更深处的可能。

今天，让我们走进王伶、刘永涛两位作家，聆听他们扎根兵团、书写兵团的创作故事。

共赴文学之春

——专访兵团作协主席王伶

兵团日报全媒体记者朱丹丹

王伶在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回答记者提问（资料图片）。 照片由本人提供 人物：王伶 身份：兵团作协主席 代表作：《月上昆仑》《一个美好的地方》等

王伶代表作品《一个美好的地方》（资料图片）。照片由本人提供

记者：兵团作协自成立以来，历经数十载耕耘，在军垦沃土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学传统。作为兵团文学发展的见证者与引领者，您如何审视这片土地上的文学脉络？

王伶：兵团是孕育优秀作家的沃土，这片土地上的文学创作，始终与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。回望来路，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一代代兵团作家留下的坚实足迹。20世纪60年代，以艾青、朱定、杨树、许特生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作家，传承军旅文化与红色文化，作品紧紧围绕军旅生涯、开荒拓土、兵团建设展开，文风昂扬向上。他们创作的《年轻的城》《关连长》等作品，曾风靡全国、影响深远。20世纪70年代以后，以丰收、韩天航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作家，将兵团文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。这一代作家延续了屯垦戍边的宏大叙事，让文学回归“书写当下、书写现实”的本质。兵团恢复建制后，他们聚焦兵团发展新貌，用文学作品唤醒昂扬的集体记忆，凝聚兵团精神力量，让使命与激情重新激荡在广大作家心中，也让兵团文学在全国文坛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声音。

记者：老一代兵团作家，是如何将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、老兵精神内化为文学创作的核心基因的？韩天航的“戈壁母亲”叙事、董立勃的“下野地”系列，又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书写范式？

王伶：老一代兵团作家的作品，核心始终是兵团人、兵团精神。丰收老师的《西长城》，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气势恢宏的兵团发展画卷，意义深远。韩天航老师则通过《戈壁母亲》等小说及改编影视剧，立体、艺术地呈现了兵团人丰富多彩的人生图景。董立勃老师的“下野地”系列，深耕一片特定土地，挖掘出了独特的人性光辉与动人故事。这些前辈身上有一种最可贵的品质——坚持不懈、脚踏实地。韩天航老师曾对我说过一句话，让我印象深刻，“走得再慢，只要一直走，就比停在那里强。”正是这种坚韧，让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散发着大地的芬芳与生命的力量。

记者：您在创作谈中多次强调，“向生活学习，向人民学习”是作家的人生大课。回顾您创作《月上昆仑》《化剑》等作品的过程，生活积累是如何转化为文学叙述的？兵团作家应如何避免“好人好事新闻报道式”的写作，真正做到“贴近生活、贴近人民”？

王伶：我做了19年记者，大部分时间行走在基层一线。这段经历让我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：替群众发声，为群众立言。写兵团、写群众，就是写我的父亲母亲，提笔时，万千思绪自然会化作热泪。这是一种责任，更是一种良知。文艺创作是细活，体验生活来不得半点急躁。具体到写作方法，就是要做到“腿勤、手勤、眼勤、笔勤”，真正沉到基层、扎进群众。我创作的《月上昆仑》和《化剑》能得到认可，就得益于早年做记者时深入基层采访报道的经历，那是真正扎根一线、贴近群众结出的果实。

要避免“新闻报道式”的写作，关键在于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、柴米油盐，让文学的感动从生活的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。我始终认为，写作态度高于写作技巧。老一辈作家严谨、真诚、执着的创作态度，以及对土地和人民深沉的爱，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要摆脱个人小情绪的局限，从“小我”走向“大我”，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家国情怀、土地情怀、人民情怀。唯有扑下身子、拥抱泥土，心怀真情与责任，才能写出有温度、有生命的作品，为默默无闻的兵团人立传，这是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。

记者：七师胡杨河市获评新疆和兵团首个“中国文学之乡”，这一荣誉背后折射出怎样的兵团文学发展生态？从韩天航、丰收、陆天明等名家，到您的名家工作室，再到基层“育才图书室”，这一“文学矩阵”是如何形成的？

王伶：这份荣誉是七师胡杨河市的光荣，更是整个兵团的光荣。作为从这片土地走出来的创作者，我深感荣幸。它是“文化润疆”工程春风化雨般滋养下的成果，让我们既感到温暖与喜悦，也看到了兵团文学的广阔前景。老一辈作家在胡杨河畔播撒下文学的种子，如今，这块英雄辈出的土地终于开出了鲜艳的文学之花。但荣誉背后，更多的是责任与清醒：牌子挂起来容易，做实却任重道远。做实“文学之乡”品牌，要培育出我们自己的本土作家队伍，还要推出经得起人民和时间检验的精品力作。外来名家可以为我们助力，最终还得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，让“文学之乡”真正成为孵化精品、孕育人才的摇篮。

记者：近年来，兵地文学融合呈现新气象，“同饮塔河水 文脉共传承”等活动持续推进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下，兵团文学应如何通过叙事创新，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？

王伶：兵地融合就是拆掉隔阂的篱笆、打破发展的壁垒，实现文人相亲、文脉共通。过去，兵团作家的创作题材相对狭窄，地方作家对兵团生活也存在一定隔膜。融合发展，就是要实现题材互通、人才共享、资源互补——兵团作家可以书写全疆大地的风采，地方作家也可以书写屯垦戍边的壮举，这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打开了全新的题材空间、视野格局。我本人在南疆生活多年，非常关注少数民族题材，也创作了大量反映各民族文化交融、情感相通的作品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座富矿，有待我们深入挖掘、精心书写。同时，我们也热忱欢迎自治区和地方作家与我们一同扎根这片热土，书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，用文学的力量，生动展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厚谊。

记者：展望未来，兵团文学的发展目标是什么？协会将如何团结带领广大作家，乘着“文化润疆”的东风，锚定航向、奋勇前行？

王伶：未来五年，我们要务实奋进、再上一个新台阶，核心目标始终是“出人才、出精品”。在兵团文联的统一部署下，我们将持续抓好兵团文艺精品工程（文学类）的评审与扶持工作，为精品创作保驾护航；着力改变“重评审、轻推广”的现状，加大对精品佳作的后续跟踪、宣传与推介力度，让兵团的好作品真正“走出去”、被更多人看见、被更多人认可；充分发挥协会组织优势，系统化推荐优秀文学作品，重点关注基层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，着力解决他们缺少展示平台、传播渠道不畅的实际难题。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兵团文学发展存在的短板，未来更要接续传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，凝聚全体作家的智慧与力量，推动兵团文学迈上新台阶，让兵团文学在全国文坛发出更响亮、更有力量的声音。

记者：请您用一句话，寄语新时代的兵团作家，寄语兵团文学的未来。

王伶：我们的父辈昨日能在“戈壁滩上盖花园”，今天，我们就一定能在这座花园里，种出姹紫嫣红、百花齐放的文学春天！

在边疆书写 为时代讴歌

——对话兵团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永涛

兵团日报全媒体记者赵紫璇

刘永涛在“文润南疆·情系昆仑”全国文学名家走进昆玉暨第十九届乡愁笔会上，分享活动感受（资料图片）。 照片由本人提供 人物：刘永涛 身份：兵团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代表作：《边魂》《开始的地方》等

刘永涛代表作品《开始的地方》（资料图片）。照片由本人提供

记者：您亲历了兵团文学多个发展阶段，能否结合《西长城》《戈壁母亲》等经典作品，具体谈谈兵团文学的创作风格与题材演变轨迹？

刘永涛：以上几部作品，精准对应了兵团文学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：早期的兵团文学，像《西长城》那样，更多的是“仗剑扶犁”的纪念碑。那时的笔触粗粝宏大，任务是记录——记录怎样在戈壁上挖开第一铲土，怎样在地窝子里撑起一个家。那是拓荒者的“史记”，蘸满汗水和血水，强调集体主义的崇高感。到了韩天航的《戈壁母亲》，镜头从土地推到了具体的“人”身上。母亲不仅吃苦，更有复杂的情感，有隐忍、有抉择。文学开始关注宏大使命下个体心灵的褶皱。

从“我们”到“我”，从“怎么活下来”到“为什么而活”——兵团文学完成了从功能性记录向审美性表达的跨越。这不是简单的题材更替，而是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情感，从敬畏它、改造它，最终走向了深情地理解它、诗意地拥抱它。

记者：军垦文学的题材边界不断拓展，从最初的开荒建场、戍边守疆，到如今的乡村振兴、兵地融合、新时代兵团人的生活百态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兵团作家的创作视角发生了怎样的转变？

刘永涛：创作视角的转变，归根结底是时代的车轮在我们笔尖下的投影。过去，我们的视角“向后看”，带有浓重的“抢救”意味。老一代军垦战士正在老去，我们有责任把他们的故事留存下来——那是带着悲壮感的回望，笔是重的，心是沉的。

现在，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、乡村振兴和兵地融合的深入，视角开始“向前看”并“向内心看”。作家们不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者，更是当下生活的参与者——写电商进连队、兵地融合发展、新一代兵团人的职场纠葛。这种转变背后，是兵团从“屯垦戍边”向履行“三大功能”，发挥“四大作用”的转变。兵团不再是封闭单元，而是深度融入新疆大地、紧跟时代潮流的现代化组织。文学视角的转变，正因为兵团人的生活本身变得丰富多彩——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，更有鲜活的现代气息。

记者：人才是文学发展的核心，作协在培育青年作家、扶持基层业余创作者方面，有哪些具体做法？

刘永涛：人才问题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。老一辈作家功成名就，但中青年一代，特别是能扎根基层、拿出精品的骨干，还需要大力培养。很多基层创作者，有生活、有故事，但就是缺“一口气”——不知道怎么把故事变成文字，这就是“基层创作瓶颈”。

针对这些问题，我们这几年主要在做“浇水施肥”的工作：

一是“精准滴灌”式的培训。每年举办青年创作会、文学周等各类创作培训班，请文学大刊主编、鲁迅文学奖作家、茅盾文学奖作家授课，更重要的是开展“改稿会”。把基层作者的稿子拿出来，当面一对一地分析、修改，比单纯听理论课管用得多。

二是“搭建梯子”式的扶持。实施了“名师带徒”、作品观察会等培养方式，对于那些有潜力的青年作家，给导师、给平台，帮助他们打磨作品，突破创作瓶颈，推送到《绿洲》乃至更高层级的刊物发表。

三是“铺路架桥”式的采风创作。组织作家深入基层，不是走马观花，而是让他们沉下去，深入了解兵团历史人文，实地感受兵团的发展变化。让这些年轻人有地方去体验，有老师可请教，有平台能发表作品。

记者：新媒体环境下，如何让兵团文学作品走出兵团、走向全国？作协在作品传播、作家推介、品牌打造等方面，有哪些具体举措？

刘永涛：我们不能只做“藏在天山深处的美玉”，既要让光照进来，也要让玉走出去。面对新媒体，既要守正，更要创新。

首先，“借船出海”，积极与中国作协、各省市文学刊物进行联动。像丰收老师的《西长城》获得鲁迅文学奖，张者老师的《山前该有一棵树》获得鲁迅文学短篇小说奖，都是在国家级平台上确立了兵团文学的地位。我们也鼓励全国作家都能多多书写兵团，宣传兵团。

其次，是“造船远航”，全力打造“兵团文学”这一整体品牌。一是拥抱新媒体，鼓励和支持兵团网络作家，用他们的笔触和传播方式去讲兵团故事，他们的作品被译介到国外，被拍成短剧，这是很好的尝试。下一步我们也计划成立兵团网络作家委员会，推动兵团网络文学的发展。二是推动“文学+”，石河子市“绿风诗会”“诗歌之城”诵读大赛等，一场活动线上观看近30万人次，总传播量破亿，让诗歌从纸上“读”变成了全城“诵”，这就是破圈。

我们想让更多人知道，兵团文学不只是“红旗下的大漠”，它同样有细腻的情感、先锋的探索和与当代人心灵共振的力量。我们不仅要把作家推出去，更要把“兵团故事”品牌擦亮，让“兵团文学”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中色彩独特的一块。

记者：七师胡杨河市打造“戈壁母亲”文学IP，成为“文学+文旅”的典范。基层师市应如何挖掘本土文学资源，让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发展相互赋能？

刘永涛：七师胡杨河市的案例，回答了“文学除了写进书里，还能走进哪里”的问题。

首先，得找准那个独一无二的“魂”。七师胡杨河市有韩天航老师，有《戈壁母亲》这个深入人心的文学形象。但他们没有只停留在书本上，而是把“母亲”这个意象实体化，把废弃的棉花加工厂改造成文化创意园，保留工业旧址，制作军垦金属雕塑；修复地窝子，建立旧居，让“母亲”的生活场景变得可感可触。这就是把无形的文学资源，转化为了有形的文旅资产。其次，要学会“跨界”“借势”。文学不能孤芳自赏，要和戏剧、美术、影视等结合。基层师市要善于“小题大做”，哪怕是一个连队、一个地窝子，只要深挖下去，找到与当代人情感需求的连接点：对“根”的追寻，对兵团精神的共鸣，就能做成大文章。最终目的，不是让文学为旅游“背书”，而是让旅游成为文学“还乡”的路。让老军垦的后代、全国各地的游客，通过走进这些场景，再回头去读这些书，形成精神闭环。

记者：结合您日常工作的职责与自身创作初心，谈谈您将如何践行使命，用笔墨为兵团文学发展添砖加瓦？

刘永涛：这是我每天都在面对的“考卷”。

作为作协工作的组织者，我的行动是“搭好台”——尽力去争取资源，把创作环境营造好；把文学筑基工程做实，播撒文学火种从娃娃抓起；打破地域壁垒，像一师阿拉尔市与台州市、七师胡杨河市与固原市那样“双向奔赴”，加强跨地域交流，用好援疆资源，让作家走出去、把名家请进来，在碰撞中成长。一句话：让写书的人不孤单，让好书不被埋没。

作为创作者，我的初心使命是写出好作品。作为一个兵团二代，对在这片土地上挣扎过、奋斗过、奉献过的人们，有一份表达的义务。我会继续拿着笔，深入基层，就像我写《边魂》那样，去捕捉宏大叙事下最细微、最动人的生命体验。

“添砖加瓦”这个词很形象，文学事业就像盖一座精神的大厦。作协工作就是和泥、递砖，把脚手架搭稳；创作就是把自己那块砖烧结实、烧出光彩。这两件事做好了，兵团文学的这座大厦，才能既坚固又好看，才能为这个伟大的时代，留下属于兵团的、独一无二的精神印记。